以下文章来源于《中国文化报》 ，作者袁婵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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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月18日至28日，4月25日至5月12日，北京人艺话剧《正红旗下》在北京首都剧场举行首轮、二轮演出。该剧改编自老舍创作的同名小说，由北京人艺院长冯远征与青年导演闫锐共同执导，李龙云编剧，濮存希、杨立新、梁丹妮等实力演员共同参演，在延续人艺京味儿话剧表演传统的同时，也在题材和表现手法上进行着新的拓展与探索。北京评协开设《正红旗下》特刊，分享戏剧领域资深评论家的观剧体会，从情节设计、叙事特点、人物塑造等多个角度对该剧进行解读。

旗人的礼仪，国人的情——评话剧《正红旗下》

袁婵

话剧《正红旗下》剧照

《正红旗下》是老舍先生的自传体小说，也是一部未完成的遗憾之作，写于1961年底至1962年，大约八万字。经李龙云先生的改编与续写，成就我们今天所见的《正红旗下》的剧本。冯远征导演在一次访谈中提过，他希望观众在想到“京味文化”的时候，除了《茶馆》《龙须沟》《天下第一楼》之外，还能想到《正红旗下》。因为它描写的是真正的旗人生活，也即皇族生活，代表的是极富中国文化形式感的一面。冯远征导演想让观众看到这样的形式感，在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版《正红旗下》中，他选择让旗人的礼仪成为这份文化形式感的重要载体。

礼仪在满人的语言中更常见为“规矩”，是人们在社会交往活动中约定俗成的行为规范，在它外在的表现形式之下，是人们共同认可的道德伦理秩序。“按照那个年月的规矩”“一切都是照咱们旗人的规矩”“连这么点规矩都不懂”——规矩渗透旗人生活的方方面面，衣食住行、言谈举止，都有旗人自己的应对方式。

全剧有不少专为表现旗人礼仪的场面。有的是将老舍原作中描绘过的礼仪真实再现，例如公认“请安请得最好看”的福海二哥的请安礼，文字需要读者参与想象，而在舞台上，扮演福海二哥的刘辉直接将礼演了出来。此外，剧中还新增了一些原作未有强调的礼仪，例如老舍姑姑和大姐婆婆的请安礼，两人尽管矛盾很深，但每次见面或争论完毕，都会向对方行礼。这些新增的礼仪场面，让观众看到旗人仪式的展览性特征，随着时代的变化，它已经不再是为了表现尊老、敬上等美德的礼节，其推崇的内在实质和僵化的外在表现构成了割裂，旗人们对礼节的恪守越是严苛，越能显示出内在价值的毁坏。最典型的例子便是博二爷为了买一对蓝乌头鸽，将老婆卖了换钱，逼得老婆上吊自杀。尽管如此丧伦败行，只是因为葬礼都是照“旗人的老规矩”办的，便被看做“原本都挺圆满”的事儿。

《正红旗下》既有类似礼仪与情感割裂的情形，也有重情的一面，而这恰是话剧《正红旗下》着力处理的另一亮点。

旗人的情

话剧《正红旗下》剧照

李龙云先生在剧本中，采用“元小说/戏剧”的手法，想象并再现了老舍先生书写《正红旗下》时的情感状态。 呈现在舞台上，便是老舍先生与他笔下的人物各自独立，互为映照，老舍在自己的表演区域回忆与书写，他们在自己的表演区域生活与表达。 当旗人作着“有礼”的文化展演时，“有情”的部分更多是由作家“老舍”来承担的。 老舍与他笔下的这些人物是休戚共生的关系，他就是他们中间的一员，他不会如社会学家一般理性地施展手术刀，而是长怀温情，在批评的同时也保有理解。见到姑姑和大姐婆婆吵架，因是无伤大雅，所以时常逗乐，笑得会心；见到大姐夫发着诳语唱着戏，他虽嘲讽，却也是和缓的。

而在所有角色中，老舍情感最深的无疑是他的父亲——“面黄无须”的旗兵舒永寿。老儿子得来不易，老舍的父亲自老舍出生就对他格外宝贝，老舍有感自己的生命对父亲的意义，拥有某种独属于二人的默契。再者，父亲在老舍两岁时，就因八国联军攻占北京，死在了保卫皇城的战斗里，老舍从此失去了享受父爱的机会。老舍生命里的缺憾，也与父亲有关。

老舍想象他出生时父亲如何激动，想象在他成长的一生里，父亲如何加以爱护。在舞台上，父亲临终前和老舍相见了，父亲如老舍想象，对他满怀眷恋，并允诺作为父亲的至纯至深之爱：“不管什么时候，不管走到哪儿，我都会偷偷地保佑着你。”因为现实原因，老舍没能完成这部巨作，这件事让他愧悔不已，父亲亦再三宽慰他，《正红旗下》没写完不完全是他的错：“甭老心里那么搁不开。”父子的隔空对话，没有表现为父子之礼，却是至情至性之处。 老舍之所以要创作《正红旗下》，很大一部分原因也是想象这是他父亲希望他做的事，希望他能把父亲是正红旗骑兵、如何英勇战死的故事，告诉子孙后代，这是一个家族、旗人、中国人的文化在精神上的传承。 国人的情冰冷的礼仪与热诚的情感如旗人和老舍在舞台上各据一方，形成鲜明对比，但是话剧《正红旗下》并不只要扬此抑彼，而要通过其间反差，让人与人之间的真挚情感衬出旗人礼仪的保守僵化； 同时也借助情感，以情言礼，以礼抒情，让观众重新反思传统礼仪的合理性与必要性。 全剧中，福海二哥是最懂礼的人，同时也最重情，自己能力有限，却还是竭尽所能帮助王掌柜、王十成。老舍父亲除有爱子之情，还心怀家国之情，尽管他只是一名小小骑兵，也为国奋战到生命的最后一刻，这份情感之真挚与厚重，是不言自明的。大限将至，他和福海进行的一场旗人的君臣礼仪表演，是以即将消逝的礼，向终将消逝的大清王朝道别。此时的礼仪，将情感内蕴于中，唤出了礼之所以为礼的本初：不仅是社会秩序在行为上的确认，同时也是感情的确认。 北京人民艺术剧院选定《正红旗下》当做七十年院庆之后的开年大戏，虽有向老舍先生致敬之意，却也不仅于此。老舍先生笔下精雕细琢的旗人礼仪，在极具形式感的演出中，得到了更大的展示空间，而作家老舍作为情的代表，老舍父亲与福海二哥作为情与理统一的代表，均体现出传统中国的礼与情的辩证关系。最后，当老舍先生直接站在台前，向他最为熟悉的首都剧场观众作最后阐释，致道别词，更是一次从戏中走向戏外的寓情于礼的展示。观众不仅可以找到老舍，也可以找到一条理解传统中国礼仪文化的路径。 作者为中央戏剧学院讲师 本文刊登于北京文艺评论家协会与中国文化报社合办的“新时代北京艺评”专栏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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